未来行政法学的理论体系，应该形成于这种动态的交互影响关系之中。
上述研究虽然未使行政法律关系学理形成有如行政行为一样的统一体系，却为后世的研究提供认知基础。其次则是通过对行为方式的固定化、制度化和型式化，达成对公民的法律保护，以及对抗可能的行政恣意。
[94]这种行为最早出现于德国税法领域。而德国行政行为教义学的新近发展，更为我们提升传统学理应对复杂现实的能力，提供了基本的思考脉络。[121] Robert Alexy, Theorie der juristischen Argumentation, Frankfurt /M，1989, S.307 ff. [122] 参阅赵宏著：《法治国下的目的性创设：德国行政行为理论与制度实践研究》，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88-110页。2.行政高权的式微与合作行政的涌现 与行政角色转变相呼应的，是行政高权的式微与合作行政的涌现。[112]以此标准来甄别，上文所述的暂时性行政行为、先行裁决和部分许可，都是诞生于这种程序分层机制下的，独立的新型行政行为。
[12] 参阅赵宏著：《法治国下的目的性创设——德国行政行为理论与制度实践研究》，法律出版社2012年11月版，第88-100页。德国学理强调行政行为的个体化和明确性、规制性、单方性、对外的直接法效性[122]，这些要素都使德国行政行为概念具有较高的纯度和可辨性。[30]齐案通过民事诉讼路径如何能通过当事人能力的审查？其诉为何又成为有理由而胜诉？这些问题让人难以解答。
（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因教育基本权是以学生自我实现为核心和目的，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学习权，不可将学习能力作为教育基本权主张能力，从而否决学生的入学请求权。以我国台湾地区为例，其宪法基本权构成要件过于简略（我国宪法文本的情况相似，下文的思考方式也可以借鉴），因而必须经由基本权作用的方式，去建构、形塑基本权的保护法益。而给付分享请求权是针对目标学校主张的，是一种主观公权利，不是私权利。
合乎法律逻辑的思路是：按照主体与被侵害的核心权利（给付分享请求权）关系的远近，将济宁商校列为第一被告，滕州市教委列为第二被告，滕州八中列为第三被告，将陈氏父女列为第三人。该学者认为，受教育权既不能简单地划归为民法上的财产权益，也难以简单地划归为民法上的人身关系。
社会基本权的实现有赖于国家财政，而国家财政上的有限性和资源的有限性构成了这些给付请求权的必然界限，形成他们之间无法改变的紧张关系。陈氏父女也构成共同侵权。罗案与齐案中，涉及的核心问题都是招生录取的问题（也涉及姓名权、隐私权），而且起因都是在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考试阶段。齐案中的私人主体是陈晓琪及其父陈克政，司法机关受到了原告起诉案由和侵害受教育权因他们而起的影响，将他们列为主要的被告。
[27]同前注[26]，张红文。正是贵州师范大学的超期、巧借名目（定向生），以及湖南省教育考试院违法补录、投档，配合王峥嵘运作，才让王佳俊最终被录取，获得学籍，甚至最终顺利毕业（贵州师范大学没有将罗彩霞的纸质档案和电子档案作比对）。[17]仇玉平：《2009年追问湖南高考冒名顶替案》，《法制与新闻》2009年第6期。[23] 由以上比较可知，两案都涉及给付分享请求权的问题，都具有冒名的情节，是否涉及侵害受教育权的判断标准是原告有没有向招生学校主张给付分享请求权。
然而，这并不表明受教育权就成了《民法通则》的权利目录中的内容。由此可获得民法保护的基本权利有人格尊严、人身自由、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受教育权、劳动权等具有人格利益的基本权利。
给付分享请求权从其性质来说是相对权，是对人权，与作为对世权的绝对权不同。就消极方面而言，单纯在于减少基本权实害案件的发生，在基本权的实害未成就前，事先透过相关程序将实害的发生机率减至最低。
转引自周瑞堂：《建筑执照使用执照核发与国家赔偿责任——以保护规范理论解析最高法院九二一地震相关判决》，岭东科技大学2011年硕士论文，第61页。合宪性解释方法并不是解释宪法，但是在判决中做遵守性援引时，如需援引无疑义的宪法条文或内容等文本，首先要了解文本的内涵，才能够准确援引。案件以媒体集中关注到原告放弃大部分诉讼请求结案，这一结果确实让人有些意外。（二）从受教育机会权的角度检讨齐案和罗案中受教育权是否受到侵害 义务教育阶段的受教育权与高等教育阶段的受教育权（即我国台湾地区的受国民教育之权利及受国民教育以外教育之权利）下的受教育机会权相对应的是给付请求权（具有普遍、强迫、免费的特征）与给付分享请求权（需要经过考试或甄选才能入学）。援引的宪法条文内容不存在争议，其效力为大家认同。虽然受教育案件不排除民事诉讼的救济路径，如即便存在宪法诉愿的我国台湾地区请求给付生活教育费的案件也是通过民事诉讼来解决的，[35]但是就像颁发毕业证书、涉及开除学籍的教育案件一样，行政诉讼的路径与案件的公法色彩更相宜，即便案件因个人主体而起。
因此齐玉苓无当事人能力，更无法成为适格的原告，遑论在以陈氏父女为首要被告或首要被上诉人的案件中取得胜诉。照此逻辑，人身自由权、监护权是不是也受到了侵害呢？ [37]可参考《侵权责任法》第9条第1款：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应当与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
（3）王峥嵘等被告侵害的是姓名权、隐私权等权利 王峥嵘在张文迪处获取了罗彩霞的高考分数、考号、身份证号等相关信息及空白学生档案纸后，利用从招办提取的其女儿的档案，伪造了一份罗彩霞的纸质档案，后又私刻邵东县公安局红土岭派出所户口专用印章，利用留在家中的空白户口迁移证，伪造了罗彩霞的户口迁移证。第一，混淆了公法与私法责任。
只有具有当事人能力后，在具体的诉讼案件中，依法享有诉讼主体的权利义务，才可以成为适格的当事人。贵州师范大学虽然在录取通知书中填写了罗彩霞的姓名，但想录取的另有其人，并且也没有完全公开（至少在邵阳县没有张榜，县教育局也不知道），作为一种行政行为，其效力在公定力方面存有疑问。
私法的视角将遮蔽公权力滥用的事实，也为公法遁入私法开了后门，出现公权力卸责的现象。其诉请所依据的证据明显不足，不能成立。[31]当事人须为权利主体，这要求相关法条有起诉人主观公权利的内容。给付分享请求权针对的是确定的义务主体，给付分享请求权针对的就是报考的学校以及毕业学校、相应的各级招生行政机构。
因此，所涉的都是给付分享请求权。难道罗彩霞要主张的是一个不存在、违法的给付分享请求权吗？有学者假设从罗彩霞是否与贵州师范大学建立教育合同来判断她的受教育权是否受到侵害，笔者认为，他的结论虽然是正确的，但这个标准在时间上有些滞后，难道没有建立教育合同就不存在侵害受教育权的情况？招录过程中的侵权不是吗？从合同的角度探讨这个问题，难免时间上存在不周延。
基于教育基本权作为社会基本权保障可知，对于教育公共设施入学申请，只能基于申请人本身的能力及性向条件，以及被许可人和被拒绝人的不同条件资格进行拒绝，才有正当性。教育基本权作为社会基本权的保护法益，包含了现有教育措施的入学请求权和必要教育设施的创设请求权。
[21]邵阳市北塔区人民法院（2009）北刑初字第46号刑事判决书。齐案的实质是公权力的侵害，应从行政诉讼路径提供救济。
违宪审查应对宪法层次受教育权进行保护。其次，本案被告滕州市教育委员会属于教育行政主管机构，《教育法》对其权利和义务也没有规定，因而无法从《教育法》上认定其是否违法。2000年度诉字第1833号判决所引用的学习自由、学习权和受教育权，作为大学二一退学规定违宪理由，很明显将作为学术自由保护的大学生学习自由误等于中小学学生的学习权或受教育权，没有考虑两者之间在宪法基本权目录规定和法律的给付规定上存在差异。不明确的废止原因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各种猜测，[2]但他们基本上认同：至少在目前，宪法司法化的问题已经被冻结。
陈克政辩称是由于其提供了鲍沟镇镇政府的介绍信和委培合同，齐玉苓才被安排在统招兼委培考试的违法行为，不能对抗齐玉苓填报委培志愿的事实，其所称齐玉苓放弃了接受委培教育的权利没有依据。而本文探讨的问题并不是宪法文本含义的确定性问题，只是想沿着遵守性适用的方向探讨《宪法》第46条的内涵是什么、存在哪些遵守性援引的可能。
人民法院对《宪法》条文的援引，仅仅是为法院受理案件表明某种权利是受法律保护的权利说理或者阐明法院选择法律适用的合法性，法院对《宪法》条文援引时并不能对《宪法》进行解释，也不适用《宪法》条文作为裁决案件的直接依据。陈运华：《论私法视阈中的受教育权》，《教育评论》2010年第2期。
[5]这是对法院裁判时遵守性适用宪法较为精准的总结，也指明了援引的真正作用。我国《宪法》第46条涵括的是给付请求权，追求的是入学。